经营放开 价格放开 用工放开 分配放开
1991年，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重庆召开。
张文彬下基层，鼓励商业职工大胆去闯。
说到“四放开”，当年的主要决策者张文彬仍慷慨陈辞：如果我们不改革，不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最后老百姓就要喊我们滚开！
当年刚竣工投入使用就全面实行“四放开”的渝北商业大厦。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田纪云（中）在重庆考察商业。
20世纪90年代初，重庆国（营）合（作社）商业在激烈的竞争中购销萎缩、效益滑坡、困难重重。与此同时，全国商业也面临困境，中国商业的破冰之旅在哪里？1991年1月14日，重庆市政府果断决策：全市商业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此举在全国撞开坚冰，激起万顷波涛。
17年过去了，“四放开”虽已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它在当时改革徘徊、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为什么会在全国商界引发一场从计划到市场的革命性风暴？这样的改革，为什么没有出现在敢为天下先的广东、没有出现在商业氛围浓厚的成都，而偏偏始于重庆？本期“重庆珍档”几经辗转，采访到当时的主要决策者和众多践行者，他们在解密的同时，也为我们今天按市委、市政府的要求，进一步解放思想、扩大开放、再次高举改革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大旗勇闯新路，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初尝禁果
被逼出来的改革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从吃禁果开始。
刚跨入1990年的早春，歌乐山麓的青木关镇供销社，几位头头凑在一块开会，掐指一算：“全社330名员工，固定资产230万元，流动资金110万元，这么大的摊子，1989年累死累活干下来，仅赚了3400元。”
原供销社主任罗应举说“当时心都凉了”。更坏的事还在后头，咬牙熬到6月，全社亏损3.42万元。这对于一家山区供销社来说，亏损足以令人寒颤。而同一块蓝天下的个体户们，脸上却泛着红光。为啥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大伙只顾抽闷烟，这时，罗说出一句粗话：“咱就像个体户那样干，管他妈的风险不风险，癞蛤蟆无路也要跳三跳嘛！”
“这在当时，是很犯忌的。”原市针织品批发公司总经理王承柯说，因为银行不许用现金进货、税务要查进货发票、工商要管经营范围、物价要管市场价格。
但青木关供销社没管犯忌不犯忌，偷尝禁果的步子一旦迈出，就停不下来，他们照例从渝中区新华路、成都荷花池等进书包、衣物、布料、小百货、副食品。由于信誉好，顾客重新回到了柜台前，供销社的困境暂时缓解。
历经计划经济熏陶的王承柯深谙个中五味：票证年代，全市每人一年一丈二尺布票，“因为是按计划分配，我们10多个人的纺织科，一年即可创造上千万的利润。”1983年，全国工业品票证取消，长期依赖于计划垄断的国有商业，很快陷入窘境，计划经济下的赢利模式被打破，从1984年起，市针织公司出现亏损，而1989年还有2000万利润的市交电站，1990年只剩4万元，更多的国有商业出现巨额亏损。
时任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的张文彬，至今仍对当时死水一潭的商业格局记忆犹新：“尽管困难重重，但国有商业自身仍然沿袭着官商作风：批发企业上班‘排排座’，等客上门，有人开票，无人看报；零售商店的营业员吹牛聊天打堆，就连重百大楼也不例外。”
原市一商局局长王敬先介绍，“我1990年任市财办企管处处长时，曾带队对全市8个区县22家商业企业作调查，发现旧体制弊端暴露无遗，企业内部问题层出不穷，最主要的是企业没活力，纷纷亏损。”数据表明，1990年，我市国营商业、供销社系统实现利润仅5500万元，比1989年的2.2亿元下降了75％，上交税利下降21％。王敬先说：“全市一年仅粮煤菜肉就需财政补贴5个亿，市财政不堪重负。全市商业供销系统有227个亏损企业，它们像一团团不祥的阴云，紧紧压在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心头。”
在这一背景下，青木关供销社率先在我市提出进货渠道、价格、分配的“三放开”，具有历史意义。但是，这能在全市推广吗？
轰动全国
放了一个小太阳
就在此时，张文彬随国家建设部组织的市长代表团到德国柏林、苏联莫斯科考察。“这次考察对我的触动是震撼性的。”他说。
其时，柏林墙刚刚推倒，“东西柏林的人可以自由来往。据给我们授课的老师讲，二战后东柏林划归苏占区，基础条件比西柏林好得多，可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两边人的精神面貌、城市建设大不一样。”西柏林一派现代化，而东柏林由于长期搞平均主义，城市建设靠吃老本，一片萧条，“连站岗的警察也有气无力。”
再看莫斯科，人心惶惶，哪怕买牙膏、香皂，市民都得排长队。“老大哥搞了70年社会主义，物资供应竟如此紧缺！”张说，他当时便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再不搞改革，最终将不如资本主义。
1990年12月6日，决心改革的张文彬率市政府经济考察团一行14人，到沿海10个城市考察学习。王敬先和王承柯也参加了考察团，“改革开放十多年了，我们许多人还是第一次到‘特区’。当时，沿海商业在价格、用工及分配等方面，已摸索出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18天昼夜不停的考察、思考，我市流通领域一项突破性的改革，在这14个人的七嘴八舌中诞生了，主题词便是：放开。
张文彬说，“四放开”不是谁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的，而是吸取、总结东欧及沿海的教训、经验，并结合重庆的实际逐步形成的，“它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对青木关供销社首创‘三放开’的补充和完善，是群众的创造。”
“实际上，这也借鉴了农村改革的经验，农村过去长期搞‘一大二公’，连温饱都不能解决。改革后的农民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可灵活地组织生产，剩下的归自己。这些精神在商业改革中为何不可以用？”张文彬曾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对如何调动基层积极性有深刻认识。
1991年1月14日，在全市财贸会议上，张文彬果断宣布：商业实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11家企业率先试点。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到一年，全国有300多批近4000人前来重庆取经。同年11月1日，国务院主持的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在渝召开，推广重庆“四放开”经验。会上，时任副总理的田纪云当着黑鸦鸦的人群说：“今年我正准备去苏联访问时，发生了‘8·19’事变，访问只好取消了。这说明大锅饭、平均主义这条路子，既没活力，又没生命力，如不改革，久而久之，我们国家就要坏在这个上面，坏在大锅饭、铁饭碗上！”
田纪云还赞扬道：“重庆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搞‘四放开’真了不起！你们能够这么冲破，对全国都是一个贡献！立了一个大功！”
时任商业部部长的胡平称赞道：“首开贾苑一枝花，迎来神州春满园。”10年后的2000年，胡平对重庆当年的“四放开”仍赞誉有加：“重庆‘四放开’在当时的环境下，创造了小气候，放了一个小太阳！”
强势领导
坚决打破孤军作战
然而，改革总是有风险和阻力的。
重庆“四放开”消息一公布，国家某部委就态度强硬地指责重庆“越轨”、“侵权”，要求马上回到原来的运行轨道上去；在市内，反对的、赞成的、观望的、担心的都有，其中，市顾委一主要领导甚至还为这突如其来的风暴感到震惊和忧虑。
对此，张文彬并不避讳。他在一次市政府会议上，斩钉截铁地对与会的区（县）长、市级各部门领导说：“如果我们现在不领导群众放开手脚，发展经济，改善老百姓生活，最后老百姓就要喊我们滚开！东欧、苏联就是前车之鉴！”
为积极稳妥地推进“四放开”，张文彬亲任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从1991年初到年底，他深入多家试点企业分类指导，多次参加专题讨论会，三次以市政府名义召开研讨会，并先后以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和市委副书记的名义，协调劳动、物价、工商等部门，让各方齐心协力支持改革，避免“四放开”孤军作战。
王敬先认为，如果没有“文彬同志在基层积累的丰富经验，没有他特殊、强势的身份，‘四放开’改革最终会是什么结果，很难预料。因为当时税务、物价、劳动、工商等部门都可以从职权范围内加大对企业的管理，并且管得相当细，主营、兼营什么，不得越雷池半步，譬如天天叫着要为农民服务的供销社就不允许卖彩电，理由是不具备维修力量。”
于是，张文彬多次与银行、物价、税务、工商等部门商量，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给“四放开”开绿灯，“因为‘四放开’是逼出来的，文彬同志也把职能部门逼上了马。”王敬先说。
1991年1月，11家企业率先试行“四放开”；3月，经时任商业部体改委副司长的王凤熙建议，此项改革扩展到批发企业；同年8月，全市90％的商贸企业推广了“四放开”。
张文彬正是凭着“四放开”改革，在2005年7月由中国商务部组织的“20年20位推动中国商业进程有突出贡献的精英人物”评选中，与张秉贵、关广梅、万典武等一道，名列其中。
历史追问
他们杀开一条血路
那么，为什么“四放开”不是发源于领改革风气之先的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呢？
王敬先分析，当时，沿海地区国企比重小，改革开放中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引进了先进的理念，企业发展之初便实践着灵活的政策，因此没有必要将它上升为指导性政策，“而重庆国企占了整个商业90%以上的份额，重庆国企长期与计划经济捆绑在一起，要改革，必然从国企着手，因此，可以说是历史选择了重庆。”
那么，“四放开”为何没发源于国企占同样比重的成都呢？原市商委企管处处长赵晓东分析：“成都当时是四川的经济中心，市场大、财力大、省级大公司多，在双轨制运行中成都还有很大优势，因此，他们没有重庆人那样急迫，‘四放开’改革也不可能发生在成都。”
实际上，当时重庆作为计划单列市已经七八年，虽然有发展，但步伐远远不够，各级在左冲右突中寻找着改革的突破口，王敬先强调，“我们国有商业就像红军五次反围剿一样，必须杀开一条血路，才能获得新生！”
当然，这场改革必须经历一次思想上的革命。王承柯举例说：“1988年抢购风中，我们公司有了久违的几十万盈利，但抢购风后，主管部门出于稳定市场的考虑，要求企业继续承担‘蓄水池’功能，各种内衣、毛巾床单等，均要储备几十万件（套），动用资金几千万元，公司很快就被压得奄奄一息，每年数百万的亏损，出路在哪里？国有企业究竟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市场责任？没有思想的解放，谈何放开？！”
而一场影响全国的商业革命，如果没有一批敢为天下先的勇者，也是不行的。17年过去了，张文彬这样评价那场改革：“四放开”毕竟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注定了它只能在某一历史阶段发挥作用。
影响至今
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从全国来看，“四放开”的理念，在当时经济停滞、改革徘徊的背景下，犹如一缕清风，给商业系统“寻了活路，放了活水，增加了活力。”王敬先说，商业部、兄弟省（市、区）都纷纷发文学习、试点推广重庆的做法。
更为重要的是，“四放开”试点不到一年，邓公发表南巡讲话，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大大加快了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步伐。邓小平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事实还在于，“四放开”恰恰是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次过渡性革命。因此，张文彬认为，重庆“四放开”实际上跟小平讲话是吻合的。1992年十四大召开后，轰轰烈烈的“四放开”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因为全国都在搞市场经济了，‘四放开’虽有开先河之义，但市场经济毕竟更全面、更科学，再提‘四放开’就不合适宜了。”
冷静下来思考：“四放开”究竟给重庆留下了什么？张文彬回答：“最重要的是经过这一次变革，使重庆商业系统的一大批干部思想得到了解放，素质得到提升，做好了应对市场挑战的组织准备，重庆商社等国有商业也越做越强。”1997年，家乐福棉花街店开业之初，曾放话5公里内不会再有商场存活，可过了十多年，商社、重百、新世纪等国企不仅没有消亡，还把业务做到了周边省市。
“外地商业要到重庆来分一杯羹，取得与重百、新世纪的竞争优势，很困难。这在全国也是一种特殊现象。原因在哪？就在于我们有‘四放开’的基础，国企在用工、分配制度方面有了更灵活的机制，生命力顽强。”张文彬说。
值得欣慰的是，当今重庆商界的领军人物，如邝正平、陈信卫、张炳忠、刘伟力、龚小力、任树全、肖诗新、程初等，无不经历过“四放开”的洗礼，他们将国有商业的销售额做大到数以百亿计！
温故而知新，今天，市委、市政府又提出“解放思想、扩大开放”的战略，“这同样需要大胆去试、大胆去闯！”张文彬强调，这才是“四放开”精神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宝贵传承，“不要一谈改革，就伸手要钱、要政策，要首先从‘自费’改革做起，对的就坚持，不对的就赶快改，这才符合与时俱进的时代要求！”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具有光荣传统的重庆商业，将在新一轮的扩大开放中，实现新的跨越。
“四放开”改革的核心
“四放开”的核心是调整改革国营集体商业体制，增强企业活力。
经营放开：调整经营结构，扩大经营范围，改进经营方式。目的是搞活经营，扩大销售。
价格放开：明码标价，灵活作价，注重市场变化。目的是活价促销。
用工放开：不端“铁饭碗”，实行全员合同制、干部聘任制、职工内部待业制。目的是奖勤罚懒。
分配放开：不吃“大锅饭”，坚持“三兼顾”。目的是克服平均主义。
“四放开”改革的遗憾
张文彬认为，由于种种原因，“四放开”的政策并不尽善尽美，其中最大的遗憾在于，“当时没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没有坚持把改革推向更深层次，特别是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晚了一步。如果当初能继续在产权改革上有更大突破，我相信重庆商业的许多国企不至于被拖垮、拖死。从全国来看，我们这一步走晚了！”
“四放开”未放开商品
下列商品仍实行国家定价或国家指导价：
一、棉花、棉絮
二、煤油、柴油、汽油
三、化肥、农药、农膜、种子、猪饲料
四、凭票供应的粮、油、煤、肉及其制品
五、食盐
六、西药、中药材、中成药、医疗器械
“四放开”时重庆市情
其时，重庆辖9区、12县，总面积23114平方公里，其中山地面积占26％，丘陵面积占63.6％，平原10.4％。总人口147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00万人，非农业人口370万人。1990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215亿元，国民收入185亿元。
“四放开”时全市财贸
其时，重庆市财贸系统内含14个局、行、所，即市一商业局、二商业局、粮食局、供销社、财政局、税务局、工商局、保险公司和6家专业银行。所属37个市级商业公司，全市共1089个独立核算经营单位。全市财贸系统总人数23.3万人；全市商业系统固定资产1990年末原值总额14.1亿元，商办工业4亿元；全市营业网点4.47万个，营业面积43.7万平方米；城乡集市895个，面积225.7万平方米。
1990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08.6亿元。
■记者 陈林 张卫 实习生 张运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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