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耀健
    清末民初，重庆公厕都是土墙加茅草顶，十分简陋，俗称为“官茅司”。公厕数量很少，夜间照明只有一盏油灯。居民多在家中自备便桶或茅坑，每到傍晚时分，就有近郊农民进城沿街收粪水，大公馆、大商号的厕所则出钱雇人承包清除。
    清代的官茅司没有女厕所，民国年间虽然增设了女厕，但照例不装门板，只用一块破席遮羞，良家妇女不敢去。
    公厕长期无人打扫，挑粪工只管挑粪，不管冲洗。1932年重庆建起自来水厂，但管网少，用水成本高，也不冲洗，臭气熏天。
    张笃伦任市长时，花了很大力量修整下水道及公共厕所，从此市内有了砖墙加水泥地面、隔离式蹲坑并设有自来水管的公厕。市民将他称之为“公厕市长”。
    解放后，公厕状况逐年有所改善，首先是数量增加，每个地段都有设置，安装了自来水龙头，便于冲洗，还定期用生石灰、漂白粉消毒，环卫工人也不辞辛劳，经常打扫。虽然不尽如人意，却比旧社会好得多。
    “文革”中，城市环保处于无政府状态，市中区的厕所常常污水外溢，怨声载道。于是就强迫被指责为“牛鬼蛇神”的下台干部和“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干打扫。
    总之，在人口众多的重庆，公厕问题一直是个“老大难”，龙门阵也不胜枚举。
    直到改革开放，公厕修得豪华起来，漂漂亮亮，干干净净，就像家里的卫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