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小姐似乎被我说服了，接着就取出一叠应聘信，我一张一张地翻着。为节省时间，我只看学历复印件。我发现副经理他们对很多问题没搞清楚，比如他们以为北京师范大学就是北京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就是中共中央专门培养搞广播和电视的专门人才的大学，等等。我没跟唐小姐多解释，只是让她再多拿些应聘信来，我从中挑选了三人，其中搞技术的那个人是无锡轻工学院电镀专业的，而非他们以前内定的那个北京师范大学化学专业毕业生。

　　唐小姐这一次在蛇口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其间她也回过几次香港，赖老板也过来几次，但总的感觉仿佛唐小姐是老板，尽管她没做什么，甚至好像都没说什么，但大家都很害怕她，包括几个香港师傅。

　　唐小姐做事很认真，亲自写信打电话约那三个人来，并且不厌其烦地看我呈送给赖老板的计划，一项一项地核对，一遍一遍地向我请教，有时我们离得很近，我能闻到从她体内呼出的热气。

　　我一面接受着唐小姐身上的气味，一面向她解释着计划中的问题，在向她解释与指教的过程中，还意外地发现了自己原计划中的几个问题，及时地作了修正。由此我发现，对别人指导的过程也是自己完善提高的过程。

　　选中的三个大学生最后来了两个，一个搞技术，一个搞管理。搞技术的那个人太认真，一天到晚拿个笔到处记，以至于唐小姐认为他是对手派来偷情报的，要不是我力保，差点就被炒鱿鱼。搞管理的那个小伙子姓王，叫王逸群，是大连工学院化工系毕业的，而且，毕业之后正好赶上美国一所大学在他们那里搞了一个MBA班。幸好我懂英文，知道MBA是工商管理硕士的意思，感觉人才难得，既懂化学，又学过工商管理，到电镀厂来抓管理不是非常对口吗？所以，我极力主张请他来。说实话，我还真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虽然他们那个班只有三个月的课程，并没有颁发硕士学位。但是，这小子太自以为是，甚至有点神经兮兮的，一会儿一个考古新发现。发现一个问题，哪怕是一点小问题，一定要咋咋呼呼，必须将我、副经理、唐小姐三人全汇报到，只恨不能飞过香港直接去跟赖老板汇报。刚开始我还能忍受，想着年轻人，工作热情高不是坏事，就是有点想表现自己也可以原谅，只要不过就行。但他实在太过了，后来不仅我烦他，连忍耐性极好的副经理也时不时地脸色微青。我像是自己犯了错误，因为这个人是我极力推荐的。唐小姐虽然没说什么，但估计她心里也有看法。后来，看着那个热情、自负、狂妄、好大喜功、神经兮兮的小伙子提着行李昂首挺胸地走出大门，我突然有一种兔死狐悲的感觉。说炒就炒了？我们有没有给他一点点机会？比如认认真真地跟他谈一次话，提醒他应该注意哪些地方。没有，一次也没有。我这时候才感觉到了“老板厂”的残酷，这种残酷就是只给你一次机会，决不给你第二次。这种残酷今天发生在这个小伙子的身上，没准哪一天就会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

　　按照赖老板的意思，公司经理将由公司全体员工投票选举产生。赖老板为何要搞这个动作我不得而知。是有意给副经理敲警钟？是他确实认为应该有一个得力的经理来掌管公司日常工作而同时又觉得副经理不能胜任？还是他心血来潮赶时髦借此来装装“民主管理”的门面或借此来增强公司的凝聚力？不管他是出于何种考虑，反正这事牵扯到我，赖老板是打算打我这张牌。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本能地感到这对我不见得是好事，我来公司的时间太短了，还没树立起真正的威信，此时参加竞选，十有八九我会落败；另一方面，我又确实很想当这个经理，当上经理，工资待遇就能提高，在公司也会安全些。通过“下海”这些天的实践，我的思想也起了变化，以前我就知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一直以为搞技术搞专业是劳心者，比如工程师、教师、医生、作家、画家等等以脑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心者，而做工做农的人是劳力者，比如种田的、打铁的、剃头的、扛包的、卖报的、开车的等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都是劳力者。现在我发现这种认识是大错特错了，我终于开了窍：只有统治者或管理者才可称其为劳心者，其他一切劳动者包括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是劳力者。我要当劳心者，要当经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如何竞选胜利，管他赖老板是怎么考虑的，取胜总比落败好。决心已下，我开始付诸实施。

　　丁力

　　清华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