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国家版图上的经济分量 

　　位居长江上游的重庆，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是有重量的。如何按历史唯物主义观掂量她的重量，正是本期“重庆珍档”要表达的内容。

　　在刚结束的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基于此，本期“重庆珍档”以重庆开埠以来的百年历史为宏大背景，向你讲述这座城市在经济上兴衰沉浮的故事。限于篇幅，我们的故事难免简单、难免挂一漏万，但我们想表达的观点却非常明晰：作为近代中国西部第一个开埠城市、作为血火抗战中的战时首都、作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共西南局首府、作为改革开放后西部设立的唯一直辖市，重庆这座与山水相连、与血火共生的城市，为什么能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不负重望，并以浴火重生的勇气肩负起历史重托，且在每一次失重之后，又能勇敢地找回失去的分量？

　　这就是文化的力量。它外化为重庆人文精神，让这座城市具有了沉甸甸的质感。

　　重量之于物理学，只是一个名称；之于城市，则显示它在国家版图上的分量。

　　事实是，自北宋孝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大宋恭州升格重庆府后，八百年来，“重庆”，始终作为一个地理名词，深藏于大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或作为一军事名词，库存于世界军事词典的索引目录里。是百年前的开埠，让重庆睁开眼睛看世界；是伟大的抗战，让重庆从此具有了云水襟怀。

　　但这尚不能彻底改变重庆基本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先进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方式，让重庆发生亘古未有的巨变，一个崭新、充满活力、在西部增长极中独具分量的城市，让重庆人更感骄傲和自豪，在“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征途上，重庆的再次发力，与她在每一次历史关头的表现既相同又不同：

　　相同在于，她一如既往地充满勇气和斗志；

　　不同在于，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开放、更实际、更充实。唯其如是，她才找回并增加了自己在国家版图上的分量！□ 张 卫

　　十九世纪末，重庆开埠

　　初步形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雾霭消散，正午的阳光细密地照拂下来。朝天门码头，万人喧哗。随着一阵“来了”的叫喊声，碧眼金发的英国商人立德乐和他的妻子手挽手，倨傲地站在他们的“利川”号机器船上，闯进众人视野。

　　这一天，是1898年3月9日。“它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市委党史研究室文史专家艾新全说，随着重庆江面首次响起机器轰鸣，工业文明和现代交通接踵而至，“从此以后，包括国外商船与炮舰在内的机动船，鱼贯出入川江，重庆开始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

　　当天的历史细节还包括：在渝的上百名英、美、日领事馆官员和外国商会人员，分乘数条木船前往迎接立德乐；本地官府也派众船列队江中，张灯结彩等候。“利川”轮一抵码头，迎候者顿时鸣锣放炮，重庆万人空巷，人们拥到江边观瞻这艘机器船。

　　此前的1890年，中英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被开放为通商口岸；次年3月31日，重庆海关在朝天门成立，标志重庆正式开埠。随后，法、日、美、德等国的外事机构进驻重庆。“列强们开埠的目的是，把重庆作为侵略西南的据点，川江则是他们入侵的唯一通道。”艾新全说，但直到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前，外轮并未获得川江航运权。立德乐试航的成功，终于让列强们如愿以偿。

　　立德乐1838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从1859年至去世前一年的1907年，他都生活在中国，英国《大不列颠名人录》称他是“开发中国西部的第一人”。

　　“利川”机器船抵达后，重庆和长江边的许多城市一样，成了这种船的受益者——“机器船在航速和承载量上的优势，为码头聚拢了商机，重庆也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首批大城市。”

　　艾新全说：“此前，因地理环境险恶，农耕文明时代的重庆，在四川格局里较落后，农业薄弱，商业也比不上川西。”但外国列强取得川江航运权后，洋货大肆涌入重庆，并转运至贵州、云南和广西，以及川内各地，重庆成为了西南的商业中心。

　　随后，20多个国家相继在重庆划定公共租界，列强纷纷在渝建立洋行和买办机构，进行经济掠夺，商品倾销，抢夺原料，垄断市场。据艾新全统计，开埠到1911年，外国列强先后在渝设立商业机构达58家，涌入重庆的外国商品高达430多种，其中香烟就有几十种，棉织品、打火机、药品等大量廉价洋货，冲击着重庆传统作坊。

　　开埠是一把双刃剑，当传统产业被抵垮，自给自足的宁静生活被打破后，重庆一批有识之士揭竿而起，开始了重庆的近代工业。“他们最先通过山货的粗加工赚外国人的钱，随后投资兴办火柴厂、纺织厂、矿厂、电厂、玻璃厂等。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给民族资本带来了千载难逢之机，重庆无论在商业、金融、航运、工业，都有了长足发展。”据统计，从开埠至1919年，四川共有工矿企业115家，其中重庆52家，主要集中在火柴、棉织、缫丝、制纸、煤矿、铁矿6个行业，而成都仅7家，“加上外国资本、买办资本，重庆在四川近代工业中的比重超过50%。”

　　“至此，重庆在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初步形成。”

　　上世纪三十年代，抗战陪都

　　全国抗战大后方经济中心

　　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一片死寂。民生公司老板卢作孚独自在码头巡视，往日堆积如山的物资设备、涌动的人潮都已撤退一空——他明天可放心地离开了。

　　在民生实业研究室主任项锦熙的讲述里，这是1938年12月的一天晚上，此时抗日战争运输最紧张的一幕——“宜昌大撤退”落下了帷幕。这场震撼世界的撤退，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

　　此前的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宜昌危在旦夕，大批从中下游撤退的物资器材，都拥塞在了宜昌沿江两岸，等待西迁。“这批物资极其重要，几乎全中国的兵器、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都集中在这里，一旦遭损后果不堪设想。”

　　临危受命，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卢作孚指挥自己的民生公司，从10月24日起，顶着日机的轰炸，终于在40天内完成了这次紧急抢运，“公司116名职工献出生命，16艘船舶被炸沉。”

　　“中国民族工业最后的血脉和长期抗战的希望，就由这些船一次次运往重庆一带。”项锦熙说，尽管最后卢作孚的轮船公司几乎损失殆尽，却从川江上运来一座新的城市。

　　在民生公司的努力下，原河南中福煤矿公司撤退到重庆，与北碚天府煤矿公司合并，成为战时重庆最重要的煤炭供应基地；原上海的大鑫炼钢厂、汉口的周恒顺机器厂迁到重庆，成为战时后方的重要工业企业；从常州搬出的大成纺织厂迁到北碚，与三峡染织厂合并，成为后方最大织布厂。

　　同时，大量兵工厂迁渝，包括汉阳兵工厂、汉阳火药厂、炮兵技术研究处、金陵兵工厂、钢铁迁建委员会等，它们成为战时后方工业的重心。除此之外，还有国民政府机关、许多科研机构、学校师生和设备、珍贵文物。

　　“是抗日战争续写了重庆传奇。”艾新全认为，重庆有内迁厂矿200多家，占全国总迁数的1/3，1940年底它们已能生产自给。这些企业改变了重庆的工业生产力，在沿长江东起长江，西至江津，北起合川，南达綦江，形成了重庆工业区。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报告，重庆工业区拥有各种企业429家，“建立了以兵工、化工、机械、钢铁、纺织、食品为支柱的工业体系，是大后方唯一门类齐全的综合性工业区，成为大后方最重要的工业中心。”

　　“重庆工业步入了战时生产的黄金时期，在整个大后方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艾新全说，战时军需、民用企业得到空前发展，带动了一系列产业的发展，“重庆真正成为了生产中心”。

　　据《近代重庆城市史》记载：1937年，重庆有万元以上资本的工厂77家，仅占全国工业的1.96％；到1945年，重庆工厂已高达1690家。同时，随着国民政府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党政军机关、教科文卫体等机构大批迁渝，人口爆炸式增长。据艾新全统计：1937年38万人，1938年就激增到70多万，而到1945年竟超过了120万人。

　　为此，重庆商业繁荣，成为大后方的商业中心。“那时，饮食、服装业特别发达。”南坪后堡91岁的居民张子荣说，她当时就是靠个体缝纫、摆饮食摊，维持了一大家子的生活。

　　战时重庆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银都”，金融机构云集打铜街到陕西路一带。“到1945年8月，重庆共有银行钱庄机构233个，吸收存款13.5亿元，较战前增长近50倍。”

　　“到1944年，重庆已发展成大后方经济中心，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真正建立。”艾新全说，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大量企业回迁，重庆经济迅速衰落，但到解放初仍无愧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新中国将西南首府——西南局设渝，是对重庆经济地位的肯定。1950年，西南五省（川、黔、滇、康、藏）共7000万人口，重庆仅110万，但创造出的生产总值占西南的三分之一强，占四川的七成。”

　　上世纪六十年代，三线建设

　　重庆工业门类完备全国第一

　　北部湾，美国与越南的海战不断扩大，战火已燃到我国南部边界。毛泽东彻夜未眠，关注着战争态势。1964年8月6日清晨6点，他在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这个行动指他的沿黄河考察。

　　他在相关会议上指出，帝国主义可能将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得提前准备——将沿海大批重要工厂向“三线地区”内迁新建。随后，全国范围内的“三线建设”轰烈启动。

　　三线地区，是当时根据国境线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向内地收缩，划三道线形成的地区，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不包括新疆、西藏、内蒙古的中西部内地。

　　“西南和西北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西南的重点在四川，四川的重点又在重庆。”谙熟“三线建设”历史的市发改委原副主任马述林说，国家的定位是，用3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把重庆建设成常规兵器工业基地。

　　历史为何选择重庆？“主要是重庆有较强的工业实力。”马述林说，重庆历来是全国特大城市，工业尤其是兵器工业本身就有一定基础，7大老兵工厂（望江、长安、建设、空压、嘉陵、长江、江陵）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 

　　其次，重庆作为一个综合性的老工业基地，配套能力很强。此外，作为老工业基地，重庆的交通、能源条件好：当时虽只有成渝线一条铁路，但川黔铁路即将建成，特别是长江黄金水道，为工业品输出创造了条件；煤炭资源丰富，重庆发电厂也是当时西南最大火电厂。

　　1970年，上海北站站台，挂着“上海—重庆”的普快列车拉响汽笛出发时，列车上、站台上爆发出告别的哭喊声，车厢里满是支渝的上海人。这是历史学家描述“三线建设时期”的一幕场景。

　　据不完全统计，来自京津沪等地的三线移民有50万人。马述林说，这些移民主要是优秀的熟练技工、科技人才和管理人员，“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他们为重庆发展带来了巨大推动力。 

　　重庆三线建设1978年结束，全国700多个转移项目有200多个西迁重庆。“我市1967年就形成了完整的重型汽车制造基地。”1967年在大足建成重型汽车制造厂，还专门为它建了5个配套厂——重庆汽车发动机厂、綦江齿轮厂、重庆汽车配件厂、红岩弹簧厂、油泵油嘴厂，“年生产能力虽只有1050辆，但在当时非常了不得。”

　　这次西迁造就了许多巨头：迁建的西南合成制药厂，是当时全国最大四环素生产厂；川染厂是全国第二大；由东北轻合金加工厂迁建的西南铝加工厂，也是全国一哥。“当时厂里的大型设备非常先进，如3万吨立式水压机、1.25万吨卧式挤压机、二米八冷轧机和二米八热轧机等，在当时国际上都少有，堪称‘国宝’。”

　　同时还迁来许多研究院所，如煤炭设计研究院、59所、62所、机械部第三设计院、仪表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重庆分所等。此前，重庆在全国有名的只有钢铁设计院。

　　“三线建设让重庆获得了开埠以来第三次大的发展机遇。”艾新全说，重庆最终形成了门类完备程度全国排名第一的工业生产体系，迅速跻身全国六大工业城市。“可以说，没有三线建设，就没有重庆今天的工业实力，也就没有西彭、北碚、双桥、长寿的繁荣。”

　　1994年，中央领导提出使命，重庆立即规划

　　2020年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三线建没有迎来战争，却迎来国家一步步的对外开放。随后20年，东南沿海在外来资本的支撑下，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重庆默默无闻。

　　但中央政府最高决策层从来没有忘记重庆。1994年10月，江泽民同志视察重庆，并作“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题词。这是中央最高领导人首次对重庆提出“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使命。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挂牌设立。随着长江经济带开发、三峡工程建设和百万移民迁建，特别是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重庆被推到了国家现代化建设重大战略的交汇点。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蒲勇健说：“直辖是重庆经济起飞的重大机遇。”事实上，直辖10年来，重庆经济被重新注入了动力：经济年均增速超过了10%，人均GDP增加了两倍，地方财政收入增加了9倍，城乡居民收入整体上增加一倍多。

　　今年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为重庆发展“定向导航”：加快建设成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成为“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国务院最新批准实施的《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明确重庆5大定位：中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区综合交通枢纽。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内涵的不断完善和深化，体现了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蒲勇健说，重庆经济在历史上几次崛起，都得益于当时中央政府作出的事关国家命运的决策，以后重庆注定成为西部龙头，“经济中心必须是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极，且对区域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辐射力。”蒲勇健认为，在开埠时期、抗战时期、三线建设时期，重庆经济发展主要靠一种借助外力的嵌入式模式推动，不具可持续性，今天的重庆正在努力练内功。据我市十一五规划：到2010年，基本建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总体框架，2020年建设成长江上游经济中心。”

　　“我们正大步向前走——面向大海，春暖花开。”蒲勇健用诗一般的语言说。■记者 邓全伦　题图：田捷民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