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的新民报晚刊上，有老舍分别发表的两篇文章：《吴组缃先生的猪》和《何容先生的戒烟》。前者说的是作家吴组缃先生家庭生活困难，为改善伙食，只好自己养猪。文人干这活，虽然笨手笨脚，圈里的猪居然一天天长大，所以大家很是欢喜。但是，有一天猪却生病了，全家立刻急得无法可想。作为朋友的“我”，也很替主人着急，虽然出了许多医治病猪的点子，但都无济于事。最后只好请兽医来，才算勉强解决了问题。文章借知识分子养猪而闹笑话的叙写，真切表达了抗战时期重庆文人生活的艰困。

　　后一篇文章，写得更是幽默有趣。原来陪都物价飞涨，本来很爱吸烟的文人何容先生不得不和香烟“绝交”。不抽烟自然没精神，所以何容先生这天一上床就躺了16个小时。次日起床后已是黄昏，便独自出门去闲逛。一会儿归来，立马掏出烟卷请“我”抽，并连声说，“才一个铜板一支！有这个，似乎就不必戒烟了。”可见何容先生是为烟价上涨而戒烟的。

　　可是，这烟刚抽头一口就发出哔哔啵啵的巨响，只是没有爆炸，于是两人又接着大胆地抽，这时发现周围的蚊子忽然飞走了。“我”很高兴，既过烟瘾，又能驱蚊，何乐而不为呢。接着再抽，发现墙上有臭虫在爬，大概这小东西也想搬家了。“我”更感高兴：香烟能把臭虫熏跑，今晚睡眠自然免受干扰。后来又硬着头皮抽了半截烟的光景，“我”和何容先生都被烟熏得跑出了屋子，于是何容得出结论：还得再戒烟！但是只戒了半天，他又在大街上发现更廉价的烟卷了；何容喊了多次戒烟，可他的手指始终是黄的……

　　老舍就是这样，以他那又辛辣又活泼的文笔，把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给所有百姓带来的艰辛和痛楚，予以了深刻的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