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8月召开的全市党建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市委书记汪洋强调，要围绕落实市第三次党代会精神和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扎实推进“固本强基”战略，积极探索构建统筹城乡的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要着力抓好完善和落实长效机制，保持党员队伍先进性；健全新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区县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发展党内民主，激发党的生机和活力；探索“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内容和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建立考核评价和激励机制，落实党委（党组）抓“主业”的责任。

　　让零星分散党员找到家

　　不久前，重庆渝安集团金华成套电器有限公司的一名重要客户到该公司考察，看到该公司的党组织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赞许地说：“与这样的企业合作，我一万个放心。”并当即签下长期合作协议，成为该公司“最快敲定的订单”。

　　事实上，我市大部分“两新”组织（即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已成为了业主倚重的力量，在“两新”组织中的政治核心地位不断提升。

　　今年2月，市委出台《关于加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明确要加大“两新”组织党组织组建力度，要求凡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两新”组织，应单独建立党组织；不具备单独组建条件的，可建立园区、社区、协会、集贸市场、商务楼宇、龙头企业等联合党组织，把零星分散在“两新”组织中的党员纳入到党的组织之中。

　　如经开区，截至今年8月31日，新建了216家“两新”党组织，其中单建党组织153家，单建符合率达到100％；联建党组织63家，实现了全区“两新”组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目标。

　　问题干部

　　限期悔过自新

　　9月29日，市委机关大院，在《风正巴渝——重庆直辖十周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回顾展》近四百幅图片前，围满了驻足观看的领导干部。我市部分落马高官的蜕变轨迹，给领导干部们敲响了警钟。

　　当日的市委电视电话会议室，召开了一场“党风廉政建设警示教育电视电话会议”。会议通报了今年以来我市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一批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市委书记汪洋向所有的党员干部明确要求：问题干部限一月悔过自新，以免错失争取主动的良机。

　　实际上，全市反腐风暴始终保持强劲态势。来自市第三次党代会上的数据显示：市第二次党代会以来的五年里，全市纠正党政机关干部违规住房面积24万多平方米，补交房款3046万元；清理纠正在企业兼职的领导干部1067人；清理收回拖欠公款和利用职权将公款借给亲友3231万元；清理撤回入股煤矿资金3853万元。

　　五年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给予10321人党纪政纪处分，其中厅局级干部73人，县处级干部1247人。 

　　不作为乱作为要被追责

　　2004年9月25日，石柱县牛栏口桥发生一起特大交通责任事故，造成49人死亡、1人下落不明。事故发生后，相关问责程序启动，石柱县委副书记、县长岳中焕引咎辞职。同时，县政府分管交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县长等20人被追究了党纪政纪责任。

　　上述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举措，依据的是《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

　　2004年7月1日，我市在全国首创的《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正式实施。按照行政首长问责制规定的程序，市长可以直接启动问责程序，也可以根据人民群众的举报、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监察部门等的问责建议启动问责程序。问责事由包括责任意识淡薄、重大决策失误、监督管理不力、不依法行政等18种情形，不仅对责任事故要问责，对“不作为”、“乱作为”也要问责。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市已实施问责49例，追责领导干部89人。

　　村书记六成是技术能人

　　几天前，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村民老徐，站在村里新建的高洞寺桥上高兴地说：“要不是刘书记，大家等了5年的断头路还修不成呢。”

　　老徐口中的“刘书记”，就是去年5月走马上任该村书记的重庆渝江森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树生。如今一年过去了，桂花村路通了，80%以上农户安上了闭路电视，村里还建起了广播站，修建了饮水工程。刘树生说，下一步，他还打算请市区两级规划部门对村里进行整体规划……

　　桂花村的变化昭示着“能人治村”的成效。为选拔能人，去年下半年，市委组织部在全市范围内公开选拔了1000名村级党组织书记。市委组织部相关人士介绍，目前我市35岁以下的村党组织书记，已由原来的11.1%提高到了36.4%，高中以上文化的由原来的36.2%提高到了75.7%，有技术、善经营的能人型书记在60%以上，村级班子结构大大优化。

　　一把手纳入反腐监督重中之重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李勇认为，党的建设要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适应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要求。腐败分子滥用手中的权力，人为地“设租寻租”，搞权钱交易、权力商品化，阻挠和破坏经济体制改革和生产关系变革，扰乱经济秩序，破坏经济的健康发展，对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危害。因此，必须把反腐败作为社会转型时期党建工作的重点内容。

　　从近二十年全国反腐败情况来看，一把手的腐败占很大比重。而这些实权派高官之所以能以权谋私，很大程度在于党内监督和社会监督不到位。李勇认为，需要对管人、管钱、管市场的重要部门实行有效监督，将一把手列为反腐监督的重中之重。

　　至于如何进行有效监管，李勇认为，生活社交问题对一般人来讲是个人隐私问题，但对于党政官员特别是一把手们来说，交往什么样的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往往会与公众利益相关联，对其进行有效监督并形成为一项有益的社会机制，不仅是对公众利益负责，也是对官员的政治生命负责，是预防腐败、防微杜渐的有效措施。　　■ 本报记者 何昌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