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复刊的《新观察》杂志，那时发表的孙犁先生文章，几乎都是经我手编发的，因为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每逢春节去天津探望父母，我都会特意去拜望孙犁先生。孙犁先生对于稿件处理，从来没有过任何苛求，对于像我这样的晚辈编辑，他总是客客气气地商量。有次我跟他说：“孙老师，在稿件处理上，您有什么想法，或者不当之处，您尽管说，我转告主编。”他想了想说：“别的倒没啥，只是年纪大了，要发表的文章，自己总是希望早点看见，你跟戈扬同志说说，如果你们不为难，就尽量快点安排。”我把孙犁先生的意思，回来转告主编戈扬女士，她说：“非常理解。就由你视情况随时安排吧。”

　　跟戈扬共过事的人都知道，这是位非常敬业的老作家，对于手下人要求相当严格，每篇稿件无论长短作者是谁，她都要认真地审阅处理。杂志版面的设计，绝对不允许转版，长稿删改，短稿增添，是《新观察》编辑的硬功。孙犁先生的文章，每篇的字数不同，在安排上也就有难度。幸亏有主编的批准，不然动哪篇文章都不易，一挪动就影响整个版面。孙犁先生稿件寄到，哪怕版式已经做好，我都会撤换别的稿件，腾地方马上精心安排。这既是对孙犁的尊重，更是对孙犁的信任，《新观察》作者多为名家，可是对其他作家稿件，据我所知好像从无此例。

　　由于彼此有了信任，说起话来也就随便。有次去看望孙犁先生，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孙犁小说选》，还有一幅他写的字，那天他情绪特别好，说的话自然就多些。他家里摆着个瓷瓶，他指给我看了看，说是他去世的老伴儿，生前特别喜欢它，“文革”中被造反者抄走，现在找了回来。他如何珍爱，等等。然后，由此谈起他的创作，他说了大意这样的话：我写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字，一个是美，一个是丑；写故乡的美、人民的美，写敌人的丑、坏事的丑……他好像还说，据此瓷瓶的事情，他写了篇文学作品，鞭挞“文革”的丑恶。

　　孙犁先生这次的谈话，说的内容好像是创作，其实也是他的人生态度。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孙犁一生淡泊名利，从不喜欢张扬追风，他作品那种淡雅风格，正是他内心世界的展露。有次跟一位作家朋友，说起孙犁的这次谈话，我们两个共同的认识是：别看写战争年代作品，大红大紫的那么多，最后真正让人记住的，恐怕还是孙犁的作品，关键是他写的是战争中的人，而不是战争中的大场面。这种认识也许过于偏颇，但是却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文学毕竟得讲感情，就是孙犁先生所说的，他一生追求的美好，他一生鞭挞的丑陋，全都真实地表现在作品中。

　　孙犁先生逝世后，本想写点文字，表达我的哀思。可是，他的音容笑貌，他的思想品德，如同他喜爱的水仙花，那么高洁、淡雅、挺拔，见过了久久地留在记忆里，却不知如何表达得准确，就只是想想未敢动笔。趁写这篇小文章的机会，我献上迟来的一片心香，遥祭文学前辈孙犁先生。（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