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导读

　　68岁的廖定杰当了44年“黑人”，当知青后，他的户口就丢了。

　　为了音乐理想，这个曾经的大学生放弃工作，远离亲人，过着差点“穷死”的生活。现在，廖定杰老了，老得走路都困难。他很想亲人。流浪半生，原本理想化的他终于感到，亲情才是最重要的。

　　颇像“孔乙己”

　　当记者告诉他，现都用简化的“杰”，不用繁体的“傑”时，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你把我的名字写错了！”廖定杰伸出瘦得骨节异常暴凸的手指，指着采访本上那个“杰”字说：“我是那个单人旁，右边一个‘桀’的‘傑’，不是这个‘杰’。”他还特别说明，是桀骜不驯的“桀”。

　　廖定杰有些“孔乙己”式的迂腐，思维似乎仍停留在44年前。当记者告诉他，现都用简化的“杰”，不用繁体的“傑”时，他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发出一串让人听不懂的咕噜声。

　　当知青后，廖定杰就成了黑户口，一直“黑”到现在。廖定杰把户口看得很重，说起这44年的生活，他自诩“一边流浪一边搞艺术”。他说：“户口都没得了，就算娶了老婆也叫流浪。”

　　当记者告诉他，现不一定要在户口所在地生活时，他又发出一串让人听不懂的咕噜声。大意是“怎么这样混乱，那怎么管理”之类。

　　涪陵福利院里很安静，只能听见偶尔从窗外传来的清脆的鸟鸣。廖定杰一脸忧郁，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瘦弱，似乎一阵风就能把他吹走。

　　廖定杰来这里不到半月，之前，他一直在流浪。对他来说，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房间里那台29英寸的彩电让他连续两晚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在电视上东摸西摸。他说，无法相信，现在居然可以天天晚上看着电视睡觉。

　　“我的家在渝中区解放西路99号。”说到“家”，他的脸一下子黯了：“我没有家了，我想我的侄子侄女……”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一遍又一遍茫然地重复着——自1987年姐姐去世后，廖定杰就再没见过亲人。

　　突然降临的幸福生活，和对亲人的思念，让廖定杰几乎忘记了衣柜破麻袋里，那些半月前还比他命宝贵的、3元钱一支的笛子和2元钱一支的箫——笛子和箫，是他“搞艺术工作”的道具。

　　流浪“搞艺术”

　　“一帮子俗人！”这是他年轻时最喜欢说的话。侄子侄女们说他有些清高。

　　“大学生，有才华，对乐器无师自通！”这是44年前的老邻居杜素华对廖定杰的评价——昨天，记者在解放西路99号，找到了在此住了50多年的杜素华。通过她，找到廖定杰说的侄子侄女。他们是廖定杰目前在世上仅有的亲人。

　　现居解放西路66号的侄女马玉萍说，文革前，廖定杰是成都西南民族学院的大学生，毕业分到阿坝民族学院工作。可他不到半年就回来了：“校方说他不好好上班，成天摆弄与工作无关的乐器，唱不健康的歌。”至于是辞职还是被开除，他不肯说，家人也不甚清楚。

　　“一帮子俗人！”这是廖定杰以前喜欢说的话。

　　侄子侄女们说：“他有些清高，不愿与他眼中的俗人为伍，但他的确很有才，读书时各科成绩都好。听妈妈说，舅舅小时候买了支笛子，琢磨几小时，就可以流畅地吹奏乐曲了。他对其他乐器同样精通，从不需老师教，歌也唱得好。有人说他神经有问题，其实，他只是对音乐太执著。”

　　成为民族乐器演奏家，是廖定杰从小的梦想。至于别人说的清高，他至今也承认，说自己当时“太有才了”。

　　文革期间，因母亲做过几双布鞋沿街叫卖，廖家被划为个体手工业主。1964年，他下乡到当时的涪陵蔺市堡子公社平桥二队当知青。

　　1973年，当了9年知青的廖定杰回城。他到当时的重庆知青办报到时，却被告知“户口没送回来”。廖定杰找遍了可以找的人，无果。

　　从此，廖定杰成了“黑人”。照他的理论，户口在哪里，人就该在哪里。至于没户口的人该在哪里，廖定杰之前从未想过。于是，他选择了流浪。

　　廖定杰开始在涪陵至重庆的船上卖艺，晚上就睡船上。“吹一曲笛子，别人给一角、两角不等。”他说，在船上一个来回，可挣三四元，日子过得不错。

　　廖定杰父亲早逝，母亲1968年去世，他至今未娶，理由是“不想害别人”：“我父亲是病逝的，听说，那病会遗传，我怎能结婚呢？”

　　记者问：“你一直这样卖艺为生？”

　　听了这话，廖定杰愤怒地从藤椅上站起来，双手紧握椅子把手，一脸严肃。“我是搞艺术，搞宣传。”他一字一顿地说，并且反复强调。

　　同在福利院养老的彭老汉说，廖定杰笛子和箫都吹得不错，人也好，乐于助人。只是，无论谁用诸如“外出卖艺为生”之类的话来说他，他就跟谁急。直到别人承认他是在搞艺术、搞宣传，他才消气。

　　1985年，廖定杰回到重庆和姐姐及侄子侄女住一起。因为听曲子的人少了，他挣不到钱。但他仍闲不住，天天去街上“搞宣传”。期间，廖定杰多次找公安局，要求落实户口，无果。这让他很郁闷，只得用音乐排遣心中的苦闷。侄子马玉明说：“他每天往茶馆跑，吹笛子给别人听，别人给钱他就收，不给他也不怄气。”

　　1987年，姐姐去世，六个侄子侄女凑钱将舅舅送到当时的巴县某福利院。半年后，廖定杰突然从福利院失踪。从此，侄子侄女们再没见过他。

　　廖定杰说，他当初舍下亲人悄悄离开是有苦衷的。“福利院里很好，什么都不愁，但没人喜欢听我吹小曲；家人对我也好，但不准我出去搞艺术。”

　　一支陈旧的竹笛和一支陈旧的箫，是廖定杰失踪时带走的所有家当。他来到当初当知青的地方，现涪陵区李渡镇,又开始了流浪搞艺术的生活。

　　船上的生意不再像以前那样好做了，他就打听哪家有红白喜事：“多数人很好，会赏几块钱作酬劳，还让吃顿饭。”

　　差点“穷死了”

　　“即使死，也是为我喜欢的艺术而死。”说这话时，廖定杰昂着头，一脸倔强。

　　廖定杰真的差点死了！

　　重返涪陵后，廖定杰给他的艺术生活注入新内容——在吹奏之后向听众介绍中国民族乐器的魅力。廖定杰很为这个创意自豪，觉得实实在在起到了宣传作用。但不久就觉苦闷了，甚至至今都想不通：“刚开始，别人听得津津有味；后来，别人一见我开口，就躲得远远的。”他一脸茫然，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他每次都是那几句话，每次都吹那几支曲子，不是《太阳出来照四方》，就是《流浪者》里的《拉兹之歌》，别人都听起老茧了。”同福利院的彭老汉说。

　　“我还会吹《丽达之歌》！”廖定杰拉下脸反驳。他扶着墙颤巍巍走到衣柜前，从破麻袋里取出两本《老歌新唱中外民歌经典》：“我在不断学习、进步，这上面的歌我基本上都会——不信？”

　　廖定杰翻到《心会跟爱一起走》，拿起箫说：“我吹给你们听。”

　　果真，《心会跟爱一起走》吹得很美。但，几段旋律后，调子变成了《太阳出来照四方》，他似没发现。

　　“加大宣传力度”后，主动请廖定杰去吹奏的人更少了。为了生活，他开始沿街叫卖——虽然有时会觉得亵渎了艺术。

　　“苦！”廖定杰说，开始，他还住2块钱一晚的旅馆，吃两块钱一顿的大碗饭；后来，他一天只吃两顿；再后来，一份大碗饭要分成两份吃两顿。他也住桥洞、街边、公厕……

　　一天，他好不容易挣了两块钱，一口气买了4个大馒头。他回到桥洞的家吃了两个，留下两个第二天吃。晚上，竟有人将他的棉被，还有两个馒头偷了个干干净净。

　　还有一次，他两天没吃饭，饿昏在街头，有人打120送他到医院。刚苏醒，他就偷偷跑了，怕医院找他要钱。

　　近两年，廖定杰身体大不如从前，愿意出钱听曲子的人更少了。

　　“以前还可以，这几年，他简直如同乞丐。”王明贵在李渡街头卖了六年大碗饭，说起廖定杰，他直摇头：“人很善良，又有才气。他说自己是大学生，但没人相信——大学生会落到这地步？”

　　“我想过回重庆找亲人，但又觉没面子。”廖定杰说他在“使劲撑着”，“就这样死了，我不甘心，我还没实现梦想。” 

　　“如果我死了，一定是穷死的。”他顿了顿接着说，“即使死，也是为我喜欢的艺术而死。”说这话时，廖定杰昂着头，一脸倔强。

　　担心无人送终

　　他吹奏几遍后，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便又重新开始发起呆来。

　　自去年馒头被偷事件后，廖定杰对亲人的思念如决了堤的洪水，一发不可收拾。他不知侄子侄女们是否还在渝中区解放西路99号居住？他按以前的地址写了很多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回重庆找他们，但身体太差，走路都摇摇晃晃，再说也没路费；他向警方求助，但警方没帮他找到亲人。

　　今年7月2日，走投无路的他被当地政府送进了涪陵区福利院。坐在椅子上回忆从前，是他每天最主要的事。“他常这样坐着发呆，不知在想什么。”彭老汉说。

　　廖定杰不时会吹一曲《太阳出来照四方》，但没人听。他吹几遍后，似乎自己也觉得没趣，便又重新开始发起呆来。

　　“我一直在追求我的音乐梦，可现在啥都没有。我怕死了都没人送终。”廖定杰请记者帮他找亲人，并一口气说出六位外侄的名字。他说他现在才发觉，“血浓于水，还是亲情最重要”，并特别说明不是要外侄们养他，他只想看看他们。

　　当记者探究“你觉得造成自己目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时，这个曾很有才华的大学生低下头，咕噜着，又不知在说些什么。

　　随后，记者辗转找到其侄子侄女们。当听说找了20年的舅舅还健在时，他们表示，会尽快赶到涪陵与舅舅相认。

　　首席记者 周立 实习生 周丹/文 记者 周舸/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