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被朋友带到他的家里，那时我的双腿都哆嗦，毕恭毕敬喊老师；渐渐地熟悉了，常在一起喝酒、游玩，但还是喊老师，不敢太造次；渐渐地熟透了，就不喊老师，改喊“老头”了，可以在没饭吃时不打招呼就直接到他家蹭酒喝了。他是我们这城市写字的大腕，报社的副刊编辑，书都出了五本了，有一本还得过什么社科奖。我在他手上发过不少稿，上《读者》，走向海外的稿都是由他首发的。但他绝对不是发我稿最多的编辑，这让我隐隐地有点不快，常在心里嘀咕：那么多名头响的报纸都能发的稿怎么到你手上就发不出呢？但不敢当面说。而且还有一层不快是他不给我面子，有朋友知道我跟他关系好，常拿来一些稿件让我找他发，目的是评职称当秘书调宣传科什么的，他也发过几次，但几乎是自己动手操刀重写。更多的他认为狗屁不通的，就一口回绝。这两种不快，长期郁结在心中，很是难受。但还是不敢当面跟他说，因为这么多年的交往而深知他的为人，嘴上不喊老师而改在心里喊了，表面上放肆了许多，而内心里多了更多的尊重。

　　终于发作是因为他断了我的一笔财路。

　　一家影楼的老板找到我，让我为他写个人物特写，做点软性广告，条件是一台数码相机。我写千字文，报社给我最低的是6元，最高的是120元，一台数码相机的诱惑我有点抵抗不住了，好几千啊。我借故到他家喝酒，哼哼唧唧地跟他说，我说我的文笔是不会给你抹黑的，我也不是为他歌功颂德，只是当个普通人来写，而且我也不提他的影楼名……我的话连他夫人都打动了，在一旁帮我说话，说你就给毛毛一次面子吧，否则他跟朋友怎么交待呢？他听着只是笑，我以为有戏，却不料他最终还是摇头，摇得还很坚定。我终于发作了，在他家喧哗起来。他乐了，说：“余二余二你别急，你听我说。我这人对什么都无所谓，但就图个心安，讲究个职业道德。我选稿有自己的标准，而这个标准是以什么来定的呢？是以对得起读者来定的，其他的免谈。我们是朋友，你是我小老弟，你总得给老哥一点面子，尊重一点老哥的职业道德吧？真的要发也行，但我也告诉你，我心里是绝对不舒服的。”

　　我从没有像那次那样感到羞愧，一个冲撞别人做人的信条的人是个什么人呢？我认为是可耻的人。而非常不幸，我做了一回可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