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袁尚武 实习生 商伟 采写 罗川 钱波 配图

　　第十七届全国书市在重庆隆重举行，无疑又一次刺激了这个城市关于学习、读书的话题。

　　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学习与读书是两回事，两个概念，学习是人的社会需求，而读书是人的私人化的精神享受。

　　事实上，通常认为的“学习”，包括读书，通过读书加强自身的修养，这个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重庆人爱学习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重庆人爱读书吗？回答可能是否定的。

　　读书不是学习唯一途径

　　重庆直辖10周年之际，在政府的倡导下开始了新一轮谈论学习，这似乎太迟了。但，人类的求知永远没有迟早。

　　4月25日至5月1日，第十七届全国书市在渝举行，为期一周的这次书市，曾被媒体长时间的广泛告知重庆市民。这一举动与其说是新闻宣传的手段，不如说是一个强烈信号：它成了今年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书香重庆”的最好注脚。

　　乐观的市民可以从中捕捉到点滴信息，那就是，我们分明看到，在可以遇见的未来进一步强化了政府倡导“建立学习型城市”的决心；敏感的人们也会在思索中找寻如下答案：重庆的确到了必须重新审视自身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了。

　　今年初，市委书记汪洋向各级党政干部推荐《世界是平的》这本“畅销书”，由于一些书店事先准备不足，导致该书一度出现“缺货”。“有几个重庆人在意这本书呢？去年我去美国时，就已在美国看到书店里有卖《世界是平的》，英文版，我翻了几页，没想到现在在重庆火得一塌糊涂。”17岁的巴蜀中学高二文科班学生刘景南说这番话时，他的同学正埋头看历史作业的练习题。

　　“有几个人在意这本书呢？”即使是把书买回家，真的看了吗？答案似乎很模糊。

　　本报此前采访得到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重庆图书馆只办了3万多个借阅证，真正去借阅图书的仅三分之一，两万个借阅证在“睡觉”。使用的借阅证中，一部分是一年只借一两本书。

　　重庆图书馆最新一期简报显示，去年11月，来该馆外借图书者仅5270人次，其他月份与这一数字差不多。按此，全年外借图书人数约6万，以主城区500万人口算，九成市民一年不进图书馆借一本书。

　　再看看书店吧。

　　“来这买名著的，一般都要精装本，成套的，贵的也好卖。”重庆经典概念书城正式营业不久，从成都来的该书城副总经理蔡习标说，成套的精装本和单行本的月度盘店结果显示，价格昂贵的精装本比单行本好卖多了。开始这位有着七八年图书销售经验的人不明白，“后来同事告诉我，买精装本的大多不看书，为了装修居室，感觉有品位，又省钱——相对价格不菲的名牌家具，一套几百元的精装书显然便宜又实惠多了。”

　　去年夏天，重庆文化界的大事件中，“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艺术作品展”算是轰动一时。人们终于在酷暑中看到了惊情四百年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等艺术大师的真迹。“看的人多得很，挤都挤不动。展厅外停车坪上的‘宝马’、‘奔驰’、‘法拉利’、‘悍马’像开世界车展一样。天热，我看有些车里一直坐着人，在车里吹空调嘛。”四川美术学院教授刘勇驱车看展览，是靠路两边的巨幅广告指引。刘教授说，很多人索性就是冲“文艺复兴”这几个字去看展览的。

　　出于职业本能，记者曾询问过几个看了展览的青年：“您看明白了吗？”一位漂亮女孩说：“以前在画册上看过，刚刚看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另一个现象耐人寻味，在展台，索要免费提供的展览宣传册，需要长时间的排队等候。很多参观者从展厅出来，会手摇着印刷精美的入场券，习惯性的将入场券扔到车前窗最显眼的地方，绝尘而去。

　　此前，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说，学习与读书是两回事，两个概念。他认为，学习是人的社会需求，而读书是个人的精神享受。

　　事实上，我们通常认为的“学习”，当然包括读书，通过读书加强自身修养的过程就是学习的过程。

　　重庆人爱学习吗？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么，重庆人爱读书吗？回答可能是否定的。

　　模仿代替不了学习

　　“学校的老师都不怎么学习了，你让学生学什么呀。不信你看看大学校园，有几个学生在认真读书的？”毕业于兰州大学新闻系的辛老师，现在供职于我市一所高校。这位毕业不久就当老师的大女孩，谈到她所在的学校很失望。

　　她说，重庆这个有山有水的城市，如此好的学习环境，为什么学生们就厌倦学习呢？不仅如此，老师们似乎也因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而“一劳永逸”。在大溪沟附近，在一小学教书的赵老师今年28岁，她说，现在老师也普遍厌学，她给同事们不爱读书的开脱是，教学压力大。

　　关于“学习”的无限可能性，有着无数版本。

　　“这个城市的学习(模仿)能力还是很强的。”从浙江来渝做生意的林先生，在山城住了10年，第一次到解放碑，他感觉这个城市有着多元化的表征：“在充满现代化的大写字楼里，看到这里与沿海城市没有什么区别，一样的装修，一样的名牌服装，一样的时尚人群。但当你走出楼群，你也会发现，就在你身边,还隐藏着20世纪40年代简陋的，充满后殖民时代特征的民居和懒散的居民。这个奇怪的现象曾让我有一种错觉，一边像美国大片，一边像老电影。”

　　渝中区较场口附近的十八梯到中兴路段，是保留旧重庆印记比较完整的活标本。它将这个城市的某种学习精神扩散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这里曾是袍哥和小商贩出没、下层市民群居的栖息地。“地下录像”是这个片区的“地标”。一位广东人说，改革开放初期，重庆人向沿海学习的最佳范本，也许不是沿海从西方移植的资本主义经验，而是充斥着暴力美学、侠士精神、欲望美女和金钱诱惑的动人影像。

　　学习能力的强弱可以从创造力这方面考察。

　　1999年，上清寺的陈明的一项小发明曾让他得意洋洋。但是，一个事实教育了他，该实用新型技术公布后，短短数月内，包括成都在内的全国大中型城市来电来信咨询的有100多人次。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名重庆人。陈明终于明白了，我们这个城市太缺乏原创性了，也太缺乏对原创的借鉴和学习了。

　　“事实上，城市是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的，只会把它像手印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每一道印记都是抓挠、锯锉、刻凿、猛击留下的痕迹。”正如一位中国作家在描述看完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的感受那样，重庆的过去被消解在原著居民的边缘化和新生力量的历史虚无主义中。

　　只有在这个城市里居住过、深入过的人，才可能知道城市最隐秘最私情的历史。而大多数重庆人，未必在意自身。

　　读书不再只求实用

　　“幸好，家乡还有个有名的书店，不然，我真无法向朋友推荐重庆文化。”客居成都的青年学者冉云飞每次来重庆，都会到精典书店看看。他向本报记者描述重庆时说，真是又爱又恨。爱，是因对故土依然依恋；恨，是因家乡人对读书的冷漠让他羞愧。

　　精典书店是一家规模不大的民营书店，坐落在解放碑繁华背街的负一层，书店很少卖“畅销书”，更多的是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文化方面的书。即使在约500平方米局促的书店里，还开辟了40平方米国内少有的咖啡书吧和30平方米的会员阅读区。书店的装潢是精致的书架，精致的大理石地砖，精致的地毯和精致的咖啡。

　　“亏，一直亏着呢。我一年要砸进去10多万元。如果这阵地丢了，这城市就像少了点什么一样。”杨一是书店的老板，他玩笑似的开场白后面，隐藏着9年经营“精神食粮”的艰辛和喜悦。杨一经常到书店看看，购书者高声喧哗，他会低声示意。

　　知情人说，杨一在做别的生意，不然，这小书店早不存在了。杨一却说，在当代中国,开这样有品位的书店，投资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第一，热爱书，爱到如宗教般虔诚；二是要有钱。他显然具备了这两点。

　　“我哪敢说我是书老板呀，说了人家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杨一遭遇的尴尬不仅仅在做书店亏本上，更不能容忍重庆“富豪们”对书的漠视。一次，杨一参加一位生意上朋友的家庭聚会，朋友出于对文化的向往，就向到访者介绍杨的身份：精典书店老板。不料，老板们的回应是啊啊两声，那潜台词就是：开书店的呀，不就是卖书的嘛。那次杨一受到很大的震动。

　　“很难想象，一个城市没读书人，怎么能称为大都市？你书店里卖的都是地摊上的垃圾货，你怎么能说你在的城市有文化。”杨一说:“《哈里·波特》我要卖呀，那是西方最前沿最畅销的儿童读物。但，我更关注世界经典作品在重庆的销量。三联（书店）的东西，我就很推崇。人家不随便出书吧，出来的书，都有分量。”

　　但杨一还是对未来的重庆充满希望。“重庆人读书的欲望正逐步增强。第一，读有品位的书的人增加了。9年多来，书店会员卡从开始的零，变成1万多。第二个变化就是个人购书金额的增加了。书店搬迁前，人均消费书籍的不到100元/年，现在已达到人均170-180元/年。”

　　第三个变化是，重庆人读书的层次提高了。直辖之初，重庆人喜欢功能性的图书，比如法律，经济方面的。当时书店里这类书的码样占1/3强些。现在，功能性图书的码样增长幅度没文学艺术和人文类图书的增长快了。重庆人从单纯的实用性学习转向精神层面的需求加快了。这一现象反映出，城市文化建设的软环境向健康的、有品位的方向发展。

　　杨一的另一个发现简直让他称奇——重庆美女光顾书店的多了，有增无减，近几年来势凶猛。“民间把重庆美女当名片之类的说法一直存争议。但，争议的背后说明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重庆美女的自身素质无法担当‘名片’的事实。”杨一说，书店刚开业那几年，几乎看不到美女光顾书店。“你站在解放碑看吧，行色匆匆的美女多是从商场里提着大包小包出来的，很少看到从书店里出来的，尽管书店离商场近在咫尺。”现在，精典书店旁边是一家婚纱摄影门面，但书店里的美女不比影楼少，也算是一大人文风景。

　　“不要以为美女逛书店无关紧要。从社会学角度看，首先，女人，尤其是美女读书，会影响到自己身边的很多人。说句笑话，重庆男人怕老婆是出了名的,老婆爱读书，老公就有压力了，再天天混在麻将桌上，可能在家庭中的地位会更低。女人爱读书，同样会影响到下一代，直接关系到这个城市的未来。”杨一调侃说。

　　学习型家庭的幸福生活

　　4月16日，重庆书城的图书查询服务台，记者见到渝中区地税局高级经济师邓义胜，他手拿一张列满书目的稿纸。老邓最近要写一篇关于抗战时期重庆文化的论文。服务员找了很久，老邓要的书没有找到。

　　邓一家三口，典型的学习型家庭。妻子杜庆碧目前在一家税务师事务所任注册税务师，儿子在澳大利亚完成硕士学位后目前在一家驻澳的美国公司就职。邓义胜还兼有区政协委员、政府特邀监察员、市社科院特聘研究员、作协会员等头衔。

　　全家齐上阵

　　邓义胜当初在一企业上班，80年初，他自学电大中文专业课程，期间他还兼任电大的英语教师。后来，转到税务机关工作。老邓爱写作，爱思考。1988年，老邓写了本专著《社会主义监督学概论》。当时他家住在望龙门附近一间10平方米老房子，终年不见阳光，非常潮湿。一家三口人挤在一起，一张小小的饭桌。儿子要做作业，老邓只有在床上铺上一块搓衣板，权当成写字台来用。星期天老邓就到位于西三街的区图书馆去，边找资料边在那里写作。从开馆到闭馆，一呆就是一整天，乐此不疲。

　　“如果一天的休息时间按8小时计算，那么我一年至少有七八百个小时是在用于学习和写作。当许多家庭周末开着轿车到南山度假时，我们家选择的是学习。”

　　上世纪90年代，国家开始了会计职称考试，妻子杜庆碧也报了名。第一年不行，再来，在老邓的鼓励下，杜庆碧自学通过了国家级的助理会计师考试，会计师资格考试。在90年代，她原单位经营不善，人员分流下岗。杜庆碧靠着学习得来的经验，很快到一家税务师事务所上班。她硬是在两年时间内又通过了高难度的全国注册税务师的考试，取得了注册税务师资格。“报考注册税务师，对许多年轻大学生来讲难度都相当大，可以想象对一个年近知天命之年的中年女性来讲，压力该有多大。作为丈夫的我，这时候就要在精神上给她信心和力量。”

　　“儿子大学毕业回渝上班后，晚上和假节日大都在刻苦自学。我们常常会以儿子的学习为中心，以避免影响他的学习。每当看到他这种辛苦劲，做母亲的会提醒他休息一会儿。学习型家庭的团队精神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老邓说，儿子2000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同年考入我市政府部门做公务员。后来儿子又自考托福，被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录取。

　　痛并快乐着

　　“学习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或者简直就是一种苦恋。那么，是什么促使自己能忍受这种学习的寂寞和痛苦呢？”老邓说，苦恋源于酷爱，兴趣就是动力。就像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一样，一旦你深深地爱上了她，你就乐于为她付出。她带给你的不仅不是痛苦，恰恰是无尽的快乐与愉悦。

　　其实，在邓家，学习的痛苦与快乐是一对孪生姊妹。没有学习过程中的痛苦，哪来学习成功后的快乐呢？

　　学习不只是看看书、上上网之类，更要善于将学习的心得体会记录下来，将学习的知识运用于研究之中，形成文字，也就是要学会思索、学会动笔，学会写作。20多年的学习经历，先后发表和完成了的各类理论著述、报告文学、政协提案等近百万字……2004年，这个家庭被评为渝中区首届“十佳学习型示范家庭”。老邓大量的学习心得变成学术专著、调研报告、影视作品、报告文学、人民建议等文字。